1913年，杜琏出生在土默特右旗三道河村一个富裕农民家庭，1922年春，他和哥哥杜如薪被父亲送到托克托县河口镇第三小学读书，在这里他们度过了青少年时期。1926年，杜琏考入绥远中学，1928年，考入绥远省中山学院。九一八事变后，投身抗日救亡运动，组织宣传团结抗日。1932年，加入反帝大同盟，和武达平等同志在中山学院开展爱国宣传活动。1933年，杜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同年中共归绥中心县委成立，杜如薪任中心县委书记，马麟任组织委员，苏谦益任宣传委员，杨叶澎、武达平、杜琏、王炳熨、朱宝光等为成员。同年4月15日，杨叶澎、韩燕如、苏谦益、杨国兴分别被捕，杜如薪、王炳熨、武达平、任子良、杜琏等人在群众的保护下安全转移，绥远反帝大同盟遭到严重破坏。之后，武达平、任子良、杜琏等又重返归绥，继续以文艺形式开展抗日宣传。1933年5月，刘仁来绥远开辟工作，8月，刘仁、吉合、梁一鸣等在包头组建中共绥远特委，刘仁任书记，吉合任组织部长，梁一鸣任宣传部长，鲁贲、安建平任委员。不久，因平津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，中共绥远特委停止活动。

　　1935年，杜琏任绥远省立第三小学教员。1937年，任河曲抗日宣讲分团主任，在山西、绥蒙各地进行抗日宣讲活动。1939年春，经绥蒙党组织派遣到达延安。1940年3月，在延安抗大三分校集训结业，分配到120师政治部工作，任购粮委员会运输大队财务股长。1940年春，托（托克托）和（和林）清（清水河）工委成立，后改为绥南地委，不久托和清县抗日民主联合政府成立，杨歧山任县长。1941年3月，杨歧山因被汉奸阎扣、白明谦出卖牺牲，刚刚调往绥蒙地区工作的杜琏，接任了绥南专区托和清联合政府的县长。活动区域主要在和林的南部羊群沟、清水河县东部的井儿沟、盆地青、白旗窑一带。托和清县成立后下设五个区政府，虽然包括了托县，但当初托县实际上未划进去，所以一区基本上不存在。只在托县的古城镇乔富营村铢斯郎设了一处秘密交通站，搜集传递情报。二区和五区在清水河境内，范围包括五良太、盆地青、井儿沟一带。三区和四区在和林境，范围在今新丰、羊群沟一带。四个区覆盖了大约五六十个村庄，人口有三千多人。面积东西长约一百华里，南北宽约八十华里。托和清县是绥远地区建立比较早的一块抗日根据地。它的建立，意义就在象一把锁喉的利剑，封住了日军越过晋蒙接攘的杀虎口，长驱直入抗日根据地，分割了山西与绥远日军的联系。

　　从1941年开始，进入抗日战争最为艰苦的时期，日军调集重兵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扫荡，并施以灭绝人性的“三光”政策，抗日根据地遭遇重创，许多根据地成为无人区、游击区和日伪的占领区。各级抗日军政机关被迫转移大后方。能坚持下来的只有采取分散隐蔽的方法。更为严峻的是一些革命意志不坚定者，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吓破了胆，纷纷叛变投敌，还有的悲观失望，丧失了信念，脱党逃跑当了逃兵。托和清二区副区长兼区游击队队长张培珍，县民政科长王国华，三区副区长赵勋公开叛变，给托和清抗日革命事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。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，杜琏将抗日民主政府由公开转入地下活动，将损失降到最低点，为抗日民主政权保留了火种。

　　1942年，杜琏奉调前往晋绥分局党校学习，参加整风运动。1945年秋，抗战胜利后回绥蒙区工作，任和林县副县长，后改任绥西专署秘书。9月，杜琏与李维中（绥南地委书记）约好在呼市大青山附近见面，连续三天与李见面无果。正值深秋，衣服穿的单薄，染了伤寒，不得不回到了托县新街口村。密探告密，民国托县县长，带了七八个便衣特务，去其住所抓捕，扑空。青年村民拴宝在村口等他，看到他告知抓他实情，让他快走，他当即搬船顺黄河去了他娘舅家现土右旗的温布壕村。后来他的妻子也回到了温布壕，妻子的娘家是温布壕的郭家，为了掩护他的活动，在温布壕村盖了两间平房，买了几亩田，白天下地，晚上联系附近村民宣传党纲领路线，揭露国民党统治的黑暗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后，杜琏历任托克托县民政科科长、托克托县副县长，萨拉齐行政专署科长，平地泉行政区文教处处长。1958年3月，他担任托克托县县长。1961年开始历任丰镇县县长、县委书记，乌兰察布盟卫生局党委书记兼卫生局局长。

　　他的一生是坚定党的信念的一生，不屈不挠战斗的一生；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一生；他无房产，无存款，两袖清风。在党内两次被打倒，一次被革职；国民党两次缉捕他都脱险逃生。他从来不说自己的过往，当人们问及他的往事时，他总是说过了的事情，就了了，没什么好说的。

　　1995年，杜琏去世，享年83岁。

　　根据杜琏生前遗愿，本着不打扰政府，不惊动好友，一切从简办丧的原则，在他曾经居住过的温布壕村静静安葬，墓地选在村北的沙滩上，这里没有气势恢宏的松柏长青，但有朴实无华的野草和最富有生命力的红柳林，就是这些野草和红柳林，年复一年地伴他永远。